前几天听了一位美国的蒙氏教育专家的报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些经典的文字，可惜有一些我没有记下来（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和平的定义），但是我还是把一段关于教师的话记下来，与大家分享。

      她强调，教师不是教给学生知识，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心灵来感染他们，唤起他们心灵中最美好最纯洁的爱与和谐，对此我十分赞同，也希望把这样的美好心愿传达给大家。

今天有幸在科技馆听了一次特殊音乐会：虫子演奏的音乐会。

主办者称这是一次尝试，在“音乐会”一开始，我就被这个事情吸引了。我不是昆虫爱好者，但是对于这样欣赏自然的方式，引起了我十分强烈的共鸣。因为这次活动一开始就表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让大家去欣赏，去体会。当然，科技馆做的事情都是和科学普及有关的，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科学普及活动。

我们从小就知道科学是有用的，科学是建设国家的工具，也是很多人谋生的手段，学习科学知识是有用的。（这年月，似乎只有有用的东西才会受欢迎，我们做老师的经常会听到学生问“这些有用吗”的问题）因为有用，学生才会学，才会记住，我们也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完成了作为老师的任务。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的科学普及举步维艰。（扪心自问，有几个家长会没有任何目的地去科技馆让孩子玩，又有几个家长会容忍孩子把时间用在纯粹的玩上？）多数家长是认为科技馆的展览有趣，又能学到东西，所以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带孩子去参观。

当然，反过来，看看我们给孩子们提供什么样的科学？展览，无论是实物还是图片，都是“有用”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平面的）。我们没有把一个全方位的科学给他们，科学应该是好玩的，有价值的（不是有用）。我想，我们的科学普及可能更需要让学生热爱科学，体会科学，而不是学习科学知识。

当我们把知识的拥有量作为考核一个人的能力的标准时，我们势必会把给学生填充最大限度的知识作为教育的目标，而起决定作用的是考试。在这样的体制面前，很多学生可以考很高的分数，但是可以不喜欢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可以因为考试的成绩好选择一个“有前途”的专业。殊不知，在我们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我们的学生大多数已经“厌食”，甚至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据我了解，很多奥赛的获奖同学得到了保送进大学的机会后，根本不会选择自己从小就“热爱”的专业，他们太恨这些天天伴随自己的数理化了）。

所以，虽然我们的学生在大学之前，比美国的学生好，甚至大学阶段也比美国好，可是研究生就远远没有人家好，而我们的学生虽然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甚至可以成为美国大学或者研究所的骨干，但不会是领袖。

因为我们把科学看作了工具，造成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工具人格”。我们可以让孩子将来成为博士，教授，却不能让他们爱他们从事的科学事业，这个层次正是靠创造力引领科学进步的科学家，他们中有一些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盼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们的科普需要让孩子去爱科学，去发现世界的美，去体会，让孩子会玩，我们需要立体的科普。

 

写于2007年9月25日

 　　卢森堡处于欧洲“十字路口”，夹在德、法、比三国当中。人口仅有40万，其中外籍人口占到了26%。它的首都卢森堡市，人口8万，是欧洲金融中心和钢铁基地之一，外国人占的比例更高。由于对国外经济的依赖性，市民每人至少要学会3种语言，被誉为“人人都是语言学家的城市”。

           照理说，能将语言玩于掌股之间的人必定是写作著书的好材料。可让人费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以语言见长的国度，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大文豪，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在卢森堡，每人精通3种语言，是未出娘胎就注定的。当婴儿牙牙学语时，妈妈首先教会他们说本国的卢森堡方言，这是国人日常交谈用的口语，不懂是不行的。进入幼儿园后开始学德、法两种官方语言，其中德语更为迫切，因为德语是教学宣教的语言，不懂德语就不能跟着神父念圣经唱圣诗。小学同时用德、法两种语言授课。中学修第三门外语，如英语、拉丁语等。因为国内没有办大学，要深造必须出国留学。

        报纸用德文出版，杂志用德、法文出版，学术杂志只用法文，广播用德、法语，电视用法语，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并无法律之规定。奇怪的是，德文报中偶尔也会有一篇法文评论，插一首卢森堡诗歌。

        招牌和菜单肯定用法文，各种票证、车票、单据也是法文。议会辩论语言只许用法、卢两种。法庭审讯犯人使用卢语，宣判用法语，判决书用德文打印……

        一家子在一起，你会看到父亲在读德文报，儿子在念法文书，女儿在唱英文歌，母亲在用卢语唠叨，而且彼此都听得懂对方的语言。

        外国人非常赞美这种高超的语言水平。可是，卢森堡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埋怨自己生在卢森堡，为了谋职和生存，将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种语言的学习运用上，满脑子的单词、音符。虽然他们懂得的语言多，但能够真正精通的却太少。

       “卢森堡现象”为我们透视出了一个精辟的真理：过度的泛滥就等于谋杀。由此可见，卢森堡之所以难以诞生一个有影响的文人，并非是他们的文化底蕴不够，而是各种泛滥的语言束缚了他们叩响文学大门的手。他们缺少文学家，是因为他们懂得的语言种类太多了。

      而在我们身边，无数的孩子正被“卢森堡现象”堵塞着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在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切期望中，许多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在早上学钢琴、下午学书法、晚上学外语的“人才工程”中苦苦挣扎。中国自古有名言：艺不在多，而在精。给孩子一个发挥潜能的空间并非是用书山题海去淹没他们脆弱的心灵。否则，当有朝一日孩子被平庸所同化的时候，追悔莫及的将是我们自己！来源：《当代文萃》2007年第2期

    想起前一段时间上海的一个年轻妈妈，为了让不满周岁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孩子还没有学会说话，就开始教孩子英文字母和单词，这样做真的能让孩子具备竞争优势吗？

 

  

下面的QQ妈妈的文字，这个事情是回家后QQ妈妈说给我听的，本来是想自己写，可是那个情景和对话我做不到如实记录，所以转载：

 

 

 

　　开学已经第二天了，可是我才真正站在讲台上，见到我那些可爱的学生．（小插曲：因为太渴望上课，对学生的期待演变成了紧张，上课前竟然感觉到心跳加速，所以赶快跑到咖吧要了一杯水，压压惊）。

     第一节课照例是自我介绍，课程介绍等。虽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开篇语，却在心里准备了好几天，很认真地写了提纲，甚至一些重要的话都反复演练。

     自我介绍，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黑板上以后，就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比如所学专业，简单经历，这时下面的学生开始嘀咕，我听到是想知道我的年龄，我马上反应过来，就说：“大家猜。”话音刚落，下面就开始有人在说了，我把他们说的数字一个个都写在黑板上，分别有28、30、35、37、40、50。（对于50这个数字，我也没有很大的诧异或者不满，只是如实地写在了黑板上）当我把正确年龄宣布出来，那个说37的同学好象是中奖了一样（我觉得没有事先宣布有奖竟猜有点遗憾，下个班级可以尝试一下） 

     对于我“丰富”的工作经历，学生们感觉到很意外，当然也有同学在问，换那么多单位，是被炒自愿还是被迫。虽然是如实回答了，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没有展开。我说：“我不知道做过这么多不同的工作是不是好，但是前几天刚好听到这样一个事情，联合国在上海招募志愿者，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至少有5个不同单位的工作经历。我数了一下，自己够了”。

     之后讲了关于课程和一个学年的学习安排，以及课本的使用（我把希望进行循环使用教材的想法向大家做了解释），大家都很理解我的想法，也表示支持。

     后面的时间我主要讲了对于学习和不同学科的认识：我说：“大家认为哪一门课程最重要？大家发表意见。”当然我唯一的提示就是：不要说信息课最重要。

      一个男生站起来说：“我觉得体育最重要，因为身体好是工作和学习的前提，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什么都做不了。”这个回答马上受到大家的攻击，甚至有一个同学就说，要是你别的什么都不会，再好的身体有什么用！

     一个同学说：“我觉得英语最重要。因为我语文和数学都不好，我也不喜欢，所以把英语学好。”对于这个逻辑，我表示有点不理解。

     一个女同学说：“我觉得语文最重要，因为学好语文，能够很好地表达和交流，它还对数学、物理、英语的学习有很大作用，并且作为中国人，应该学好自己的母语。”我对她的最后一句话表示赞同。

     之后一个男生说数学重要，而最后补充的两个同学都表示语文重要，还说出了各自的理由。

     我想，这样的讨论一定会对他们有点帮助吧。

     我又问：“我们学习的目标是什么？是知识吗？”一个同学回答说“做人”。这个回答实在精彩，我也表达了我的看法。

     不知不觉，下课了，我发现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说，可喜的是下面的同学没有不耐烦，我也向他们解释再占用几分钟。我布置了我第一节课的作业，赶快下课。这差不多是我第一次拖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