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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ay 断章取义 有一次,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问画家陈丹青,“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教育家?”
陈丹青举了南开老校长张伯苓的“三点半”政策:下午三点半后,所有学生不许留在教室里,必须出去运动,出去玩。张伯苓本人就常和学生一起打球。
张伯苓常念叨一句话,“孩子们就像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 这让熊丙奇想起了他在一所小学的见闻:课间10分钟,八成的学生不离开教室,老师说,“在教室里呆着,别出去惹事”。
“这就是教育家与教书匠的差别。”熊丙奇说,前者是真心爱孩子,恪守教育规律,后者只能算是“管教”,只为了“别出问题”,为了省心。
今天,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呼唤教育家精神研讨会上,众多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家”并未达成统一标准,但所有人都提到了“教育家必须爱教育、爱孩子”,并且把这放在了第一位。
(上面是一篇关于教育家的讨论文章,我只从中取一段)
确实,我们现在做教师的太怕孩子出问题了,于是就给学生裹一个"蜡烛包"(这是为了防止婴儿乱动或者翻倒,裹在他们身上的,虽然安全了,可是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 除了学习 孩子还剩下什么(转)“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好工作!”这是中国孩子听见父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今天,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和日本、韩国联合调查的对三国首都小学生生活习惯的报告。有55.2%的北京小学生最常听见那句话。 相对而言,东京小学生父母最常说“早点睡”(45.9%),首尔则是“该学习了”(47.8%)。 中国青少年儿童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分析说,3个国家均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入学考试竞争也都非常激烈,但北京小学生的父母们经常将学习与前途挂钩,而东京、首尔的父母们更多关注学习行为本身。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在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看来,培养孩子自信、友善、有责任感和抗挫折力更重要。 然而调查中,除了上学,北京小学生连休息日也基本是在学习中度过的。将近七成的北京小学生休息日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家学习”。 东京和首尔小学生休息日最经常做的事情是“看电视”、“和朋友一起玩”等。 在家庭教育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北京小学生的父母更关注孩子的学习习惯,排名第一位就是按时完成作业,而东京和首尔,关于学习的排名较靠后。相对来说,东京和首尔小学生父母更注重消费方面的规定。比如在首尔,消费教育在家里被看作最重要的事。 孙宏艳分析,社会文化从小学起就影响了孩子的自我期待和角色意识。79.9%的北京小学生想成为“学习好”的人,一半以上希望自己“有音乐、绘画等特长”,甚至在朋友选择上也表现出更喜欢学习好的朋友。但是,东京和首尔小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有趣的朋友。 15年前曾以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引起广泛关注,孙云晓一直特别重视实践能力。 “在日本,每到假期,我就看见成群结队的小学生在码头和车站等候出游。”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和社区活动上,东京小学生参与率均在一半以上,但在北京和首尔,小学生参与这两项活动的比率均未超过两成。“他们与社会的接触不多,作为社会和集体一员的体验比较缺乏。” 最近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显示,近20年来,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包括肺活量、速度、力量等;天津市一项调查更显示,学生身体素质甚至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水平。 孙云晓特别反对一些学校打着安全的旗号,禁止孩子春游:“因噎废食反而扭曲了孩子人格的发展!” “日本难道就不存在安全问题?”他拿日本来举例:日本孩子出游前首先由国家给孩子投保。一旦发生事故,家长不会过度追究学校的责任,而是直接找保险公司解决问题。 此外的细则如交通工具,餐饮供应,带队老师的训练等细节不胜枚举,“这些才是培养孩子实践能力的具体保障。” 23 May 关于社团 今天两个社长问我,要不要申请明星社团。
我问,你们自己看呢?他们的回答是:虽然很多很烂的社团都在申请,但是我们自己认为没有达到心目中的“明星”,我们不要申请了。(试探性的口气对我说)
我听到这个其实是很高兴的,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他们跟我这大半年来,感觉他们已经很有个性了。
关于社团,我有一大堆的怒火。其实今年年初就告诉他们说是不是把两个社团都解散了,我们不玩这个了,这个学期虽然还有这两个社团,其实我们已经不太受什么管辖了。
不想弄社团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总是有人管,在旁边指手画脚。(这和我的自由散漫的个性没有关系)
我心目中的社团应该是自发的,一群有相同志向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而一旦社团成为“作秀”,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社团活动成了任务,每一件事情都为了获得好评,为了讨好某些人。我对我的这些学生的“不作为”感到高兴。
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真正的社团应该象“觅泠湖”的水,它是活的,有生命力的。我们现在的社团就象我们学校池塘里的水,虽然受到很好的呵护,但这些水是死的,所以它总是混的。问题出在体制上。
社团应该是民间的,不是行政行为,它可以受法规的约束,但是不应该受利益的诱惑,不应该被设计,不应该是管理出来的(这里的用词不够准确,比如说管理,利益等,但是我的语文太差,找不到更好的词语)。
16 May 关于考试 临近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入小学的时间,很多比较著名的私立小学要“考试”。
欣闻某小学的评分标准是:给孩子出了题目,对孩子的反应和解决过程打分,如果是孩子做过,马上就做出来了,反倒不会得很高的分数。另外,还要考家长,比如家长的教育理念和甚至家长在等待孩子的过程中的表现也会成为孩子入学的砝码。
不知道这个是传闻还是我的一厢情愿,如果这样,小学的教育至少在起步上是值得我们欣慰的。
前几天我们的招生面试,题目难度很高,我看题目的设置,面试与笔试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考试目标以能够作出来为标准,即使学生有些东西想对了或者方法对了,也很难得分。这对于做题目多的学生来说,是个便宜事。
那些会做题目,硬邦邦的语气把答案说出来的学生,或许是缺了点什么,但是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不能说他不好或不对。如果我们的题目设置成探索性的,看学生的反应,象那些小学一样,不知可行? 10 May 上课与游戏 把相对枯燥的信息课上得有点意思,让学生不打瞌睡,是否可能呢?
前一段时间,我尝试把“排序”设计成准游戏形式,让学生来体会和学习,自己感觉效果不错,具体是这样做的:
准备10张小纸片,上面分别不同的数字,因为我们的学生一般是7个人一列,所以我就任意抽出7张已经打乱的纸片,发到学生手里。这时宣布游戏规则,不准离开自己的座位,只能和自己前面或者后面的同学比较和交换,排序的结果要最大的在最前面。学生很快就理解了规则,并在排好了顺序,我在旁边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监工”,看谁犯规了,比如一个人手里拿了3个纸片,或者和相隔很远的同学比较大小。第一次做完了,可以重新洗牌,换一个游戏规则:找一个同学来,只有他可以做比较和交换。
做游戏的同时,要求其他同学仔细观察做游戏的同学是怎么实现的,并注意讲解其中的一些关键环节。
后来,再上课,讲查找,觉得手写的数字太“假”,就想出了个这样的办法:先是按照生日,任意找出两组同学,让他们按照生日排序,之后再加进来的同学查找自己的位置。因为相互比较熟悉,这样做难不住他们,就再加难度:把生日的年、月、日数字加起来的数字,排序,查找。这样做比前面的难度大多了,也好玩了。
过了五一长假,再给他们讲排序,他们竟然都还记得,我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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